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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閑事的傻孩子
薛東華
很多小孩都有讓大人尷尬的時候。比如有天不想上班了，就找個理由泡病號。第二天恰巧碰上個同事，問「怎麼樣，昨天休息的好嗎？」，還沒等你裝模做樣地回答，身邊的孩子卻搶著說「我爸昨天帶我去了動物園」。這時候你準會鬧個大紅臉，只好打個哈哈走人。回家以後，少不了還要對孩子進行一番如何說話的教育。
其實如何說話的道理，大人要比孩子懂得多。大人們從小就教育孩子不能撒謊，要做個誠實的人。而在學校裡，除了不能撒謊之外，還要教育小孩見義勇為，敢於和壞人壞事作鬥爭等等。由此看來，大人們一般都希望小孩子長大以後能夠有正直、誠實、勇敢等做人的好品質。但是小孩子通常不知道，大人們說的，往往不是他們要做的。而他們做出來的事，往往都無法對孩子說。
最近有一篇來自中國的短新聞，就說明瞭還沒長大的孩子和已經長大了的孩子對壞人壞事的看法。
「中央門附近一公交車站上站滿了等候上公交車的市民，一輛公交車進站，眾人向車門蜂擁而去。人群中有4名扒手乘亂行竊，一名女乘客包內的錢夾被扒了出來，一名男子腰間的手機也被掏了出來。扒手的作案手法並不高明，在他們準備繼續行竊時，一名10歲左右的小女孩看到了盜竊手機的扒手的行為。扒手將惡狠狠的目光盯著小女孩，有的市民故意扭過頭去作視而不見狀，小女孩卻大聲叫了起來：『你怎麼偷別人的東西？』這一聲將色厲內荏的扒手嚇得半死，他們急忙扔下到手的錢夾和手機，落荒而逃。」（《揚子晚報》2002年10月02日）
當大家都沈浸在安定祥和的氣氛中的時候，這個小女孩卻大叫一聲有賊，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可能是個傻孩子。她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會給自己、父母和旁邊的人引來麻煩。如果歹徒手上有刀，還有生命危險。而現在的情況是，穩定壓倒一切。大家除了吃飽喝足卡拉OK之外，沒有人希望找麻煩。也沒有人有閑功夫去關心別人的麻煩。所以才會有如此眾多，明目張膽的扒手。
孩子長大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不取決於大人和學校是如何教的，而是取決於大人們是如何做的。孩子往往根據大人們在遇到突發事件時的行為來判斷對錯，並形成自己的行為模式。這個大叫了一聲的女孩，很可能被其父母拖回去教訓一番，讓她以後不要多管閑事。這個小女孩在下一次遇到類似情況時，恐怕就會象其他大人們一樣「故意扭過頭去作視而不見狀」。人們就會滿意地說，這個孩子長大了、懂事了。
其實扒手過去也是孩子，也同樣接受過「不能撒謊和敢與壞人壞事作鬥爭」的教育，為什麼長大以後自己就變成了壞人壞事呢？同樣，是因為在他成長的過程中觀察到了其他人行竊並屢屢得手的情形，所以才決定加入此行列。
孩子們在小的時候，由於還沒有來得急對大人們有太多的觀察和模仿，也沒有很多機會瞭解大人們的行為規則，所以往往都能無所顧忌的說真話。等他們長大以後，要麼與偷竊者同流合污，要麼對偷竊行為視而不見，成為沈默的大多數。因為在中國，當少數很危險，坐牢的槍斃的都是少數。
在中國長大的人，對「一小撮」和「極少數」這些詞都有深刻的記憶。這些詞彙往往並不代表具體的數字或數學上的百分比，而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決定。比如六四的時候，光去天安門廣場的就有一百萬，但領導還是決定了他們是一小撮。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實現了民主政治，其人數的總和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個非民主國家的人口。但領導上仍然認為他們是國際上的「極少數人」，而自己則「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以，被領導認為是極少數，其實並不是件壞事。
在當今中國社會，大小盜賊無處不在。而敢於站出來說「你怎麼偷別人的東西？」的往往只有那麼幾個極少數的「傻孩子」。這些人常常要面對「扒手」們「惡狠狠的目光」，還要忍受「市民故意扭過頭去作視而不見狀」的尷尬。這樣做需要的是孩子般的真誠、說實話的勇氣和敢於成為一小撮的執著。也只有這幾個「傻孩子」才能讓形形色色的「扒手」們在大肆行竊的時候有所顧忌。不過，據我的觀察，中國人一般都不傻。
本文網址（觀察）：http://observechina.net/big5/da.asp?ID=19179&ad=10/4/2002
薛東華
很多小孩都有讓大人尷尬的時候。比如有天不想上班了，就找個理由泡病號。第二天恰巧碰上個同事，問「怎麼樣，昨天休息的好嗎？」，還沒等你裝模做樣地回答，身邊的孩子卻搶著說「我爸昨天帶我去了動物園」。這時候你準會鬧個大紅臉，只好打個哈哈走人。回家以後，少不了還要對孩子進行一番如何說話的教育。
其實如何說話的道理，大人要比孩子懂得多。大人們從小就教育孩子不能撒謊，要做個誠實的人。而在學校裡，除了不能撒謊之外，還要教育小孩見義勇為，敢於和壞人壞事作鬥爭等等。由此看來，大人們一般都希望小孩子長大以後能夠有正直、誠實、勇敢等做人的好品質。但是小孩子通常不知道，大人們說的，往往不是他們要做的。而他們做出來的事，往往都無法對孩子說。
最近有一篇來自中國的短新聞，就說明瞭還沒長大的孩子和已經長大了的孩子對壞人壞事的看法。
「中央門附近一公交車站上站滿了等候上公交車的市民，一輛公交車進站，眾人向車門蜂擁而去。人群中有4名扒手乘亂行竊，一名女乘客包內的錢夾被扒了出來，一名男子腰間的手機也被掏了出來。扒手的作案手法並不高明，在他們準備繼續行竊時，一名10歲左右的小女孩看到了盜竊手機的扒手的行為。扒手將惡狠狠的目光盯著小女孩，有的市民故意扭過頭去作視而不見狀，小女孩卻大聲叫了起來：『你怎麼偷別人的東西？』這一聲將色厲內荏的扒手嚇得半死，他們急忙扔下到手的錢夾和手機，落荒而逃。」（《揚子晚報》2002年10月02日）
當大家都沈浸在安定祥和的氣氛中的時候，這個小女孩卻大叫一聲有賊，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可能是個傻孩子。她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會給自己、父母和旁邊的人引來麻煩。如果歹徒手上有刀，還有生命危險。而現在的情況是，穩定壓倒一切。大家除了吃飽喝足卡拉OK之外，沒有人希望找麻煩。也沒有人有閑功夫去關心別人的麻煩。所以才會有如此眾多，明目張膽的扒手。
孩子長大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不取決於大人和學校是如何教的，而是取決於大人們是如何做的。孩子往往根據大人們在遇到突發事件時的行為來判斷對錯，並形成自己的行為模式。這個大叫了一聲的女孩，很可能被其父母拖回去教訓一番，讓她以後不要多管閑事。這個小女孩在下一次遇到類似情況時，恐怕就會象其他大人們一樣「故意扭過頭去作視而不見狀」。人們就會滿意地說，這個孩子長大了、懂事了。
其實扒手過去也是孩子，也同樣接受過「不能撒謊和敢與壞人壞事作鬥爭」的教育，為什麼長大以後自己就變成了壞人壞事呢？同樣，是因為在他成長的過程中觀察到了其他人行竊並屢屢得手的情形，所以才決定加入此行列。
孩子們在小的時候，由於還沒有來得急對大人們有太多的觀察和模仿，也沒有很多機會瞭解大人們的行為規則，所以往往都能無所顧忌的說真話。等他們長大以後，要麼與偷竊者同流合污，要麼對偷竊行為視而不見，成為沈默的大多數。因為在中國，當少數很危險，坐牢的槍斃的都是少數。
在中國長大的人，對「一小撮」和「極少數」這些詞都有深刻的記憶。這些詞彙往往並不代表具體的數字或數學上的百分比，而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決定。比如六四的時候，光去天安門廣場的就有一百萬，但領導還是決定了他們是一小撮。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實現了民主政治，其人數的總和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個非民主國家的人口。但領導上仍然認為他們是國際上的「極少數人」，而自己則「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所以，被領導認為是極少數，其實並不是件壞事。
在當今中國社會，大小盜賊無處不在。而敢於站出來說「你怎麼偷別人的東西？」的往往只有那麼幾個極少數的「傻孩子」。這些人常常要面對「扒手」們「惡狠狠的目光」，還要忍受「市民故意扭過頭去作視而不見狀」的尷尬。這樣做需要的是孩子般的真誠、說實話的勇氣和敢於成為一小撮的執著。也只有這幾個「傻孩子」才能讓形形色色的「扒手」們在大肆行竊的時候有所顧忌。不過，據我的觀察，中國人一般都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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