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生命的價值
很早之前，我就為自己預立了遺囑。
簡簡單單一百個字，竟然也就交代完畢，無愧也無憾。
有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接受電台記者的訪問，記者問我的座右銘是什麼。我說座右銘從小到大每個時期都不一樣，講起來真說不完。他接著又問，那你的墓誌銘是什麼。我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我沒有墓誌銘，因為我連墓碑都不要！」
記者睜大眼看我。
我告訴他：「我早就寫好了遺囑，等到那一天來臨，就把骨灰撒向大海，什麼都不需留下，一切簡單就好。」
這樣的決定，並不表示我是一個灑脫的人，而是我想強調，當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重點不是做完之後有沒有人會記得你。
你生命中所做的每件事，不是為了要留下碑文，期待別人的懷念或是歌功頌德；你的奮鬥、你的努力，儘管除了天地，無人知曉，你都仍然願意以同樣的熱忱去付出。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在當下充分享受了那些付出的過程。
涓涓滴滴，如人飲水，只有你自己靜下心來時最知道。
在人生最後的終點上，不管你從事何種行業，你是個總裁、公務員、藝術家或是勞工。我們要問自己的是：我有沒有因為樂在這個「位置」上，而讓自己的生命變得充實而豐滿？
生命的價值不在於一個人的名聲、財富、權勢的有無，也與偉大不偉大無關，而是你是否認真的在過程中盡心盡力，讓自己沒有遺憾。
我想舉兩位我非常欽羨的人物為例，他們都把自己發揮得淋漓盡致，充分展現生命的光彩與活力。
第一位是大家所熟知的美學大 師蔣勳 先生。蔣勳在繪畫與文學方面傑出的成就不需我多說，眾所皆知。五十歲那年，他決定辭去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專心做一位「自由人」。
系主任是多少學者想追求的職位，它象徵著在學術上一定程度的肯定與位階，有好的名聲、有穩定的生活。事實上蔣勳也樂在教學，帶領著學生上山下海尋訪美的感動。然而最後他選擇不要了，很多人無法理解，不少人會問：「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蔣勳覺得生命中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比系主任的頭銜更值得去追求與探尋。
他一方面專注於創作，每年空出一段固定的時間潛心繪畫；另一方面他南北各地演講，著書不斷，就為了致力提升民眾美的觀念與實踐，讓更多的人能夠來欣賞生活與藝術的美。這些年來，無論是他的畫展，或是演講、著述，都吸引極多的觀眾與讀者，影響廣大，蔣勳讓「美」重新在我們的生活中活了過來！這種成就有時候是無法以數字度量的，但正因無法度量，這樣的心更顯偉大！
第二位是前亞都飯店的總經理 蘇國垚 先生。國垚是我非常得力的左右手，也是我極力培養的接班人，就在他即將在事業上達到高峰時，卻毅然決定要離開他耕耘了二十多年的旅館服務業，聲望與權力都在眼前，一蹴可幾，他卻不要了，很多人也不敢相信。
大家也很想問：「為什麼？」
為什麼？我百般地慰留，但也在與他溝通的過程中，對他充滿了敬意。
蘇國垚告訴我，他對自己的生命規劃很清楚，工作二十年，接著教書二十年，努力學習了、也要認真付出，然後一生也就足夠了。我記得那時，台南麗緻飯店剛要開始，他受我請託，勉強將計畫延後了兩年，等飯店營運穩定後，他毫不戀棧，立刻打包到高雄餐旅學校教書。
他所追求的並不是一個「職位」，在乎的也不是「薪水」，而是讓自己的生命更完整，且因為給予而熠熠有光。
這樣的蘇國垚，到了教育界立刻成為非常受學生愛 戴的 老師，他對學生總有用不完的熱忱，面對好學生，他竭盡所能；面對資質較差的學生，他更是傾注全力，利用早上六、七點或下課後的時間，主動免費幫學生補習，有教無類、無私無我，現在想選修他的課的學生每次都得排好長隊伍。
生命有許多不同的追求，「獲得」是一種，「付出」也是一種。
蔣勳和蘇國垚的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價值是要靠自己去追求創造的。
你必須不斷的問自己，你要成為一種什麼樣的人？而當你選定了以後，你必須熱愛自己所選擇的，盡己所能將它做到最好，那麼你的人生必然過得精采而有價值。
以我個人來說，過去我一直以觀光為主要工作，因為我覺得台灣一定要走出去與世界做朋友，而觀光就是最好的交朋友的方式。
觀光最不具政治色彩，引發的爭議也最少，是強而有力的國民外交。觀光能拓展民眾的視野，讓台灣更具國際觀，也讓國外的人們認識台灣，可說是最友善地與世界做溝通。
這幾十年工作下來，包括後來我出版的書，在在都想告訴大家，我從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個成大功賺大錢的人，我在乎的是當我在一個位置時，是否盡力付出？有沒有我能夠做而沒做的？有沒有我可以分享而我忘記分享的？那才是生命中最大的遺憾。
我一直覺得，人的生命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個人的「形體生命」，第二個部分則是分享的「智慧生命」(intellectual life)。肉身的形體生命有生老病死，人到了一定的年紀，體力、記憶力都會大不如前；而相反的，智慧的生命卻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知識與經驗不斷成長，才會達到巔峰的狀態。
對我而言，形體的生命不免會走向垂暮，我的事業也會走到一個尾聲，這個尾聲不是悲觀的句點，而是到了一個階段，一個章節的完成。在計畫退休、淡出飯店舞台之前，為了亞都飯店的前景與發展，我還必須先做好交棒的準備。
無論是亞都或是台灣觀光事業的未來，這兩者都讓我憂心。
但是工作總有結束之日，台灣的未來也有其發展學習的過程。
我心裡真正放不下的、無法割捨的，卻是年輕朋友們。
是的，我身後的交代已經寫好了。之於我個人，可以交代的事情真的不多。但之於這個社會、年輕的你們，我卻還有滿腔的熱情，願我以平凡的人生領悟，一再一再的與你們分享。
我想要和你們一起，張開雙手，向內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向外擁抱生命中每一個與你擦肩而過的他人，學習「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收穫有時。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註）
只有愛，與對別人的付出，時時。
註：原文見《聖經傳道書》。
龍應台跋：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
台北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台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的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裡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裡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裡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承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帕華洛帝、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裡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裡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裡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裡向企業募款，在這裡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裡討論精緻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台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回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使別人幸福。
四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台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麼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遊詩人，他是台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遊詩人，台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夥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夥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三十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越來越大，夜越來越深，一批人起身走了，另一批人才剛鑽進來加入。自詡風流的文人和英勇不再的革命家手裡拿著酒杯高談闊論，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開酒瓶、點小菜、斟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總編輯或主筆或前國策顧問：「你喝什麼？」
沒人注意到，是「總裁」在當「小弟」。
鬧到隔天清晨兩點半，人真的散光了，我和他最後走出小酒館，小巷裡一片黝黑，我才知道，他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應台，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帳吧！」
付帳？嗄──整夜的觥籌交錯，從頭到尾沒一個人問過誰付帳的事，文人和革命家，每個人都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楞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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